寡人好货

寡人好货
  孟子采紧逼盯人的姿态,追问齐宣王,您既然认为很好,为什么又不实行王政呢?齐宣王答得很妙,他说我有一个毛病,我非常爱好财富。

  古代“货”字的意思和现代的“财”字相同,包括了金钱、物资等等。齐宣王这句答话,在表面上是牛头不对马嘴,答非所识问,但也很妙。孟子要他优先救济社会上最困苦的四种人,这当然是要花钱的,而他却说我爱钱,舍不得花钞票啦!这就像篮球场上的大国手们,你从后面紧逼盯人,我就来个转身,摆脱你。奈何孟子还是不放松,对他说,这没有关系呀!周朝的先祖公刘,就是一位好货的人,而且有诗为证呢!

  公刘,据《周纪》说,是弃的后代。弃是唐尧的兄弟,到虞舜时,被封为后稷,有相当伟大的德业,传到不(上穴下出)这一代的时候,因政治的衰退,不富丢了官,就流亡异域,到戎、狄这两个外族之间的漆沮“自漆沮度渭,取材用”一带去求发展(漆水源出陕西省同官县东北大神山,西南流经分阝县至耀县会沮水。沮水出耀县北分水岭)。当传到公刘的时候,才又振作起来。《诗经?大雅》生民之什的《公刘》篇,就是歌颂这段故事。

  孟子又继续引用《诗经》的记载作补充说明。他说,公刘当年好货,但能推己及人。他首先教导人民,因地制宜,努力耕作,增加生产。在秋天丰收时,将粮食堆满在仓库里,还有许多粮食放不下时,只好堆积在仓外。另外,制造干粮,放在橐里、囊里,以便人民迁移时,可以随身携带。由于仁心德政的措施,投靠他的百姓愈来愈多,逐渐地便富强起来了。于是他又整军经武,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训练,等这些都差不多了,才带了弓箭,装备着干戈斧钺等各种武器,浩浩荡荡地由漆沮出发,回到他原来的封地豳邑,复兴他祖先后稷的旧业。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积的米粟和充实丰富的谷仓,出发的人有包裹好的干粮,如此准备妥善,才向自地进发。周代也就从这时开始,渐渐兴盛起来。

  所以当齐宣王说他自己好货时,孟子却故意装作不懂地说,您身为一国之君,喜欢财富是应该的。像周朝的先祖??公刘,创建基业时,也是积极地从事经济发展。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积极进取的精神,从事生产工作,藏富于民的话,如此,齐国得以富强,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这不是很好的事吗?在这里,可见孟子的诱导教育,以及紧逼盯人的技术,和齐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样高明。

  齐宣王的“太极拳”由“好乐”、“好勇”,这里又段数升高到第三段的“好货”了。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货的问题。

  在中国文化中,有一句话,包括四件事:“声、色、货、利”。在历史上只要帝王好“声色货利”,那个社会。国家,没有不乱的。这四件事,没有一件是好事,全是坏事。而齐宣王对这四大坏事,没有不好的,他全都爱好。

  后世一些读书人,读了《孟子》这一类的书,学了这一派的论调,每提到“声色货利”,就视同毒蛇猛兽,像有剧毒一样的恐惧。其实,我们每一个人,对于声色货利,没有不爱好的。只是对这四件事的欲望,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。孟子这里没有从心理这一方面发挥,其实人人都是同样爱好这些的,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。只要扩充这大家都爱好的事,并导之正途,那么不但对社会无害,而且能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,反而是国家、社会、人民的福利了。我们所谓现代化的第一流强国,正是“声色货利”最先进的国家。反之,就是尚在落后,尚未开发中的国家。

  从这里,使我们想起齐桓公,他也有像齐宣王所说的三好。但在当时,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帮手管仲,能在当世成大功,后世历史上成大名。让我们看看齐桓公与管子对话的记载。

  桓公谓管仲曰:寡人有大邪三。不幸好畋,晦夜从禽不及,一。不幸好酒,日夜相继,二。寡人有污行,不幸好色,姊妹有未嫁者,三。管仲曰:恶则恶矣,非其急也。人君惟不爱与不敏,不可耳。不爱则亡众,不敏则不及事。

  齐桓公有一天对管仲说,我这个人,有很不正经、很邪门的三个嗜好,你看多糟糕!怎么办?喜欢打猎,常常跑出去玩,有时追捕猎物,玩到天黑了还不肯回来,第二天当然没有精神理政问事了。这是第一件事。

  还有我喜欢喝酒,讲究口腹之欲,白天晚上都吃喝个不停。齐桓公好吃,是有名的饕餮,天下所有的美味,他都找来吃。他的一个部下易牙,专以烧一手好菜来侍候他、满足他。有一天,他吃喝得高兴了,对易牙说,天下的美味,我都吃过了,可就没有吃过人肉,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。后来齐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没有吃过的肉类,问易牙这是什么肉,易牙说是人肉。原来易牙杀了他自己儿子,来取悦于桓公。因此齐桓公认为易牙很忠心。当然有人说连自己儿子都会杀掉的人,一点仁心都没有,怎么谈得上“忠”。这是另一段公案,我们暂时不去讨论。易牙是坏蛋,历史早有明证和定评了。但由此可知齐桓公的好吃好喝,到了什么程度。他自己也对管仲说,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。

  他又说,更不幸的,我有比前面两项,更不干净的行为,说起来都难为情,我还喜欢女色。好女色倒是小事,我的同宗姊妹中,还有尚未出嫁的。他的姊妹为什么不出嫁,这当然是使他最难为情,难以启齿的话。只说这是他第三项劣行,就意在不言中了,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,比齐宣王严重多了。

  可是管仲怎么说呢?他说,你这三个大毛病,的确很不好,坏是坏透了,但对你现在来说,还不是最重的要的事,不一定要立即改正。事实上,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过来。如果管仲说,要他马上改,反而会弄僵了。管仲只是说,一个作领袖的人,如果没有爱心,不爱天下人,智慧反应都不够敏捷,这才是最大的忌讳。因为没有爱心,不能“爱民”的话,就不会有群众和人民拥护他;不够积极,不能“勤政”的话,就会政务荒弛。因此,“勤政爱民”,是领导人所最需具备的条件(就是在管仲之后的孟子所说的仁政)。

  这是管仲对君主辅助的一个范例。几千年来直到现在,我们一直都标榜管仲是历史上的大政治家。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,也是实行家,连孔子都很推崇他。现在管仲与齐桓公所谈的内容,和齐宣王与孟子之间的谈话内容是一样的。而谈话的态度与方法,孟子与管子也差不多一样。所不同的一点,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场,作臣道的建议和提醒,针对现实政治的具体做法而言。至于我们这位孟夫子,则更偏重于政治哲学的原则,同时带着师道的诱导方式,在境界上当然比管仲更高一层,可惜效果上,却差了许多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,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两个主顾??老板,在人格、个性上,也有许多差异。因此,在历史上的成就,也就不相大同了。

  其次,我们要讨论的“声、色、货、利”四事,我国历史文化上,几千年来,都认为是要不得的坏事。直至国民革命成功,推翻清朝以前,大家还是看不起工商业,尤其是看不起商人。过去习惯上所谓的士、农、工、商,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,这都是中国文化受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,致使工商业不发达,科学不进步,而形成中国文化呆滞的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