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政治上的因果

历史政治上的因果
这是孟子家乡的事,孟子是邹人,邹大约只有现代的一个小县那么大,姑且称他为一个国。其实邹和邾,也都属于鲁国的境内,用现代的观念来讲,相当于鲁国的一个独立市。

邹和鲁国,发生了权利上的争执,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冲突。邹穆公问孟子说,在这一次和鲁国的激烈冲突当中,我的高级干部死了三十三个人,而这些干部的属下和辖区的老百姓,没有一个肯为他们的长官效死。要是杀掉这些人吧,人数实在太多了,杀不胜杀。可是不杀罢,他们将来还是这样眼看着长官战死而不去援救,这样怎么行呢?真是杀也不好,不杀也不好,你看应该怎么办呢?

孟子说,在平时遇到水旱灾害,农产歉收的凶年,你的老百姓们没有饭吃。年纪大,身体弱的,饿死在路旁;年纪轻,身体健壮,走得动的,就离乡背井,向外逃生。在邹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,逃亡的人,就高达几千人之多,占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。但是你政府的粮仓里面,多的是粮食,财库里的钱也很充裕,有足够的力量帮助这些老百姓。可是你的干部们,当时并没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诉你,他们这样骄慢而不理政事,结果残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。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过,做事要特别小心谨慎,凡事是有因果报应的。怎么出去,就怎样回来;如何待人,人也将如何待你。所以在平时老百姓吃了他长官的亏。现在他们也就眼看着他们的长官受难,不出来救援了。这正是他们饥饿时,长官不救援他们的一种还报,你穆公还有什么好责怪埋怨的呢?如果从今以后,实行仁政,爱护老百姓,老百姓当然也就敬爱他们的长官,当长官有难的时候,他们当然就会拼死命去保护救助了。

这一段中,孟子所说的理论,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,也是政治领导人的最高领导原则。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,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才开始确立,并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。我们的《易经》老早就有这种思想,如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。”至于孟子,这里所引用的“出乎尔者,反乎尔者也。”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。

在政治上,我们看历史的演变,就是因果报应。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,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。就拿我们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现象来说,埃及的总统萨达特,很了不起。那天我打开电视,看见他突然冒险访问以色列的消息,就知道他一定有影响力。同时也预料到以色列的贝京,也一定会去埃及报聘,也可以说两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,将来对于中东地区的谋和,犹太与阿拉伯两个民族去嫌释怨,总会有帮助的。假定我们处身在一百年后,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,这两人之间的一往一来情形,以及诚心谋和与否的因果报应,则是一件在因果律上,很有趣的,能证实的事情。

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。我们中国的历史,每一朝代都是如此。怎么来的江山,也将怎么样的失去;怎么样取得的政权,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。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,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。

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,宋朝的皇帝赵匡胤,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,而是陈桥兵变,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。当时的皇帝,是后周的柴荣。他在位时死了,儿子还小,只有六七岁,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,等于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。就在陈桥兵变中,黄袍加身当了皇帝,所以到了元初,在宋朝垮了的时候,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:“记得陈桥兵变时,欺她寡妇与孤儿。谁知二百余年后,寡妇孤儿又被欺。”“卧榻而今又属谁?江南回首见征旗。路人遥指降王道,好似周家七岁儿。”

我们再看清朝,进主中国,是孤儿寡妇入关,而最后一代皇帝,又是寡妇孤儿悄然出关。因果报应,丝毫不爽。读了元人那首诗,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:“寡妇孤儿自入关,便宜占尽此江山。果然二百余年后,母子君臣出塞难。”博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,还是一个小孩子。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,他大哭起来,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,安慰说:“不要哭,快完了!”果然很快就完了。这就是“出乎尔者,反乎尔者也”的道理。所以国家也好,个人的事业也好,都是怎么起来,也是怎样下去。经过时间的证明,长期观之,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,并非偶然如此的。

至于《孟子》书中的“老弱转乎沟壑,壮者散而之四方”这两句文言,尤其别具韵味,而且也特别悲凉。岂但战国时代的老百姓们如此,几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,都是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。“老弱转乎沟壑,壮者散而之四方。”大地尽是一片流民饥荒的景象。悲凉,惨痛!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尽其形容的。社会的贫病到了这种情形,便正如左宗棠的诗所说:“世事悠悠袖手看,谁将儒术策治安。国无苛政贪犹赖,民有饥心抚亦难。”不过话说回来,我们且看所谓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现象呢?虽然没有孟子这两句话那样悲惨,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之下的一般社会状况,农村乡镇的衰落偏废,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,它的变相结果,也有“老弱困守故土,壮者散处四方”的景况。尤其对我们一般具有出国狂热的心理病态的社会而言,也同样会有此悲鸣,岂但只是衰乱时势如此而已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