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条左右了医学

 信条左右了医学

    就算医生发现某程序是无用且有害的，也要经过好几十年，这项程序才会从他们的体系中消失。某种帮助病患的用心良苦，催生了不容质疑的医疗界信条。

    一旦医生得到确信，认为某作为对某病症有帮助，他们就不太会对病患隐瞒。不过若不再有人质疑新的诊疗方法，这时再做对照实验也来不及了：某项可能是多余的程序，就在未经检验下进入了医学。

    在类似的状况下，若干具不明效果的药物也可能不会受到质疑，所以它们能得到药品检验当局的核淮，而实验结果或效用法则只能引起质疑。一旦进入市场后，该项药物就成了“黄金法则”；之后就算是（在对照实验中）只对部分病患隐瞒该药物，也可能是“不道德的”。不仅如此，这种黄金法则药物还会成为日后药物的标竿。至于新药到底要如何才能够与假药做区隔，这个根本问题也就不再有答案。

    想在市场撤除这种不安全药物，需要机缘凑巧。这可举风湿药伟克适（Vioxx）为例：医生指出这种药剂的危险副作用已经有若干时间了，然而它经过数年还未下市。仅仅因为药厂还想为市场造就其他适用症（如预防大肠癌），该药物还要和安慰疗法做比较研究。但研究结果显示，这种看似安全的风湿药竟会提高心肌梗塞和中风的危险??2004年秋，伟克适终于下市。

    可疑药物下架可说是少之又少的例外。药商和医生总是不肯公开承认开列了无谓的疗程和药剂。埃布尔和温德勒举出4项理由，说明医药界何以如此抗拒此方面的新知：

    一、以负面研究结果来质疑现行医疗措施，会被医生视为攻讦与威胁。新知意味着要对新的方法和基础重新学习，所以令人很不自在。

    二、新的方法与思维会打击先前医生的权威，还必须承认自己的专业已被同业超越。

    三、一旦新结果显示先前的努力都是白费时，追随者会怨声载道，从而影响医生在医疗界的重要地位，其权威也会遭质疑。若承认自己的作法源于某种成见，对病患并无实际帮助时，会导致自我质疑和良心啃噬。

    四、负面论据可能威胁到药商和使用者（可疑的诊断法、药品或疗法的使用者）的经济利益。

    有关最后一点的不幸例证，就是德国药厂格吕能塔的安眠药沙利度胺（Thalidomide），此药物会在怀孕初期诱发胎儿严重畸形。1958～1961年间，世界各地出现约10000个肢体扭曲变形的婴儿。药厂忽视医生的警告和需求，使这种畸形儿的状况延续好几年。后来该药厂还威胁北莱茵??威斯特法伦州的卫生当局，要是沙利度胺被查禁，就要提出损害赔偿告诉。直到1961年11月26日《周日世界报》注销一篇文章，才终于使药厂将沙利度胺撤出市场。

    就连在当今医学界，只要是宣告令人不快的真相，也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自从汉堡–埃盆朵夫大学医学院公共医学研究所两位研究员在《明镜》（Der Spiegel）中批判3种现行的阿尔兹海默氏症药物后，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就在读者投书中质疑他们（研究员）的能力：一位异议者本身是心理学者，另一位则是物理学者，所以这两位不应表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祖母取药，“因为他们既无医生资格，本身也无应有的临床经验”云云。

    这种话听起来颇自以为是，也并未就事论事。两位研究员的学历背景并不重要，而且他们文章的指陈有凭有据。此精神病学教授的读者投书还忽略了一点：这两位的声明是和另两位医生（男女各一位）共同发表的。

    我们来看英国医生安恩?乔尔莫（Iain Chalmers）怎样评断同业的判断力：“万一研究结果不符合，学者若非落得资格不足或身败名裂，就是成了法西斯。”

    我们从这种抗拒态度中可看到，医学兼哲学家卡尔?波普（Karl Popper）所勾勒的科学典范实在相去甚远。他认为科学家并不能死抱辛苦得来的观点：“科学研究并不在拥护某一观点，将之当作唯一真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