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条左右了医学

 信条左右了医学

    就算医生发现某程序是无用且有害的,也要经过好几十年,这项程序才会从他们的体系中消失。某种帮助病患的用心良苦,催生了不容质疑的医疗界信条。

    一旦医生得到确信,认为某作为对某病症有帮助,他们就不太会对病患隐瞒。不过若不再有人质疑新的诊疗方法,这时再做对照实验也来不及了:某项可能是多余的程序,就在未经检验下进入了医学。

    在类似的状况下,若干具不明效果的药物也可能不会受到质疑,所以它们能得到药品检验当局的核淮,而实验结果或效用法则只能引起质疑。一旦进入市场后,该项药物就成了“黄金法则”;之后就算是(在对照实验中)只对部分病患隐瞒该药物,也可能是“不道德的”。不仅如此,这种黄金法则药物还会成为日后药物的标竿。至于新药到底要如何才能够与假药做区隔,这个根本问题也就不再有答案。

    想在市场撤除这种不安全药物,需要机缘凑巧。这可举风湿药伟克适(Vioxx)为例:医生指出这种药剂的危险副作用已经有若干时间了,然而它经过数年还未下市。仅仅因为药厂还想为市场造就其他适用症(如预防大肠癌),该药物还要和安慰疗法做比较研究。但研究结果显示,这种看似安全的风湿药竟会提高心肌梗塞和中风的危险??2004年秋,伟克适终于下市。

    可疑药物下架可说是少之又少的例外。药商和医生总是不肯公开承认开列了无谓的疗程和药剂。埃布尔和温德勒举出4项理由,说明医药界何以如此抗拒此方面的新知:

    一、以负面研究结果来质疑现行医疗措施,会被医生视为攻讦与威胁。新知意味着要对新的方法和基础重新学习,所以令人很不自在。

    二、新的方法与思维会打击先前医生的权威,还必须承认自己的专业已被同业超越。

    三、一旦新结果显示先前的努力都是白费时,追随者会怨声载道,从而影响医生在医疗界的重要地位,其权威也会遭质疑。若承认自己的作法源于某种成见,对病患并无实际帮助时,会导致自我质疑和良心啃噬。

    四、负面论据可能威胁到药商和使用者(可疑的诊断法、药品或疗法的使用者)的经济利益。

    有关最后一点的不幸例证,就是德国药厂格吕能塔的安眠药沙利度胺(Thalidomide),此药物会在怀孕初期诱发胎儿严重畸形。19581961年间,世界各地出现约10000个肢体扭曲变形的婴儿。药厂忽视医生的警告和需求,使这种畸形儿的状况延续好几年。后来该药厂还威胁北莱茵??威斯特法伦州的卫生当局,要是沙利度胺被查禁,就要提出损害赔偿告诉。直到19611126日《周日世界报》注销一篇文章,才终于使药厂将沙利度胺撤出市场。

    就连在当今医学界,只要是宣告令人不快的真相,也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自从汉堡埃盆朵夫大学医学院公共医学研究所两位研究员在《明镜》(Der Spiegel)中批判3种现行的阿尔兹海默氏症药物后,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就在读者投书中质疑他们(研究员)的能力:一位异议者本身是心理学者,另一位则是物理学者,所以这两位不应表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祖母取药,“因为他们既无医生资格,本身也无应有的临床经验”云云。

    这种话听起来颇自以为是,也并未就事论事。两位研究员的学历背景并不重要,而且他们文章的指陈有凭有据。此精神病学教授的读者投书还忽略了一点:这两位的声明是和另两位医生(男女各一位)共同发表的。

    我们来看英国医生安恩?乔尔莫(Iain Chalmers)怎样评断同业的判断力:“万一研究结果不符合,学者若非落得资格不足或身败名裂,就是成了法西斯。”

    我们从这种抗拒态度中可看到,医学兼哲学家卡尔?波普(Karl Popper)所勾勒的科学典范实在相去甚远。他认为科学家并不能死抱辛苦得来的观点:“科学研究并不在拥护某一观点,将之当作唯一真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