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远端转移癌的病患

 有远端转移癌的病患

    资料来源：埃齐奥尼团队（早期检测的案例），《自然评论》（Nature Reviews）/癌症，2003年3月期，1~10页

    就算在医药产业的数千份研究报告中，也很难找到延长生命优点的线索。在转移乳腺癌的领域里，也只有约10份报告指明若干细胞抑制剂混合液比其他混合液更能延长生命。但这或许只是机缘巧合。海德堡大学生物统计学者亚培尔质疑，正因已有数千项比较研究，所以“你不难预想得到，在为数那么多的研究中，偶尔是会出现统计上的明显差异的”。

    此外，一些肿瘤学研究也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：癌症患者有近三分之二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上，但在临床研究中，65岁以上者却只占试验组的四分之一。很明显，相对年轻者的受测效果并不能引申到较大多数的年长病患身上。还有颇为诡异的一点是，若干对于细胞抑制剂完全不起反应的受测者，竟被排除在研究与评估之外，以免破坏最终结果。

    要是无法得到研究结果的支持，肿瘤学者就只援引他们在个别案例中达到的成果：一位患病的父亲想活到儿子的毕业典礼??而药物替他达成了心愿。可惜的是，相反案例也很常见：典礼前几天父亲就过世了。癌症病患无法为某重要日子而延迟自己的死亡，这只要看看美国俄亥俄州的死亡登记就可得知：10年中有30多万人死于癌症，死亡日期并未集中在圣诞节、感恩节、生日当天或之后。所以说，个别案例无法说明药物效果，只有临床比较研究能做到这一点。

    不管怎样，这些药物都具有毒性，并带来严重的副作用。许多早期的化疗药物因在短短几周内就夺走病患的生命，而不得不下市。一些用药甚至再三强调会有严重副作用：患者会掉头发、没胃口，所以要逆来顺受、身心俱疲并饱受发炎的折磨。此外，医生们也渐生疑虑，认为这种代价高昂的细胞抑制剂只能使转移癌暂时萎缩，却谈不上延长生命，甚至还会反过来扩大病患的痛苦。

    在汉堡–埃盆朵夫大学医院任职20年、现已过世的妇科主任克劳斯?汤姆森（Klaus Thomsen）于1985年9月的柏林国际医生研讨会上表示：“如果有越来越多男女医生说自己不会答应进行这种治疗，那这时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。”

    这类异议并非单一事件。当时的问卷调查显示，有许多肿瘤学者并不会让自己接受这种细胞抑制剂治疗。在其中的一项调查中，一些为肺癌患者进行治疗的医生接受了如下询问：万一你自己得了肺癌，你会参与这项研究吗？在79位受访医生中，就有64位表示拒绝。他们认为这种常规疗法毒性太高，而且缺乏疗效。

    20世纪90年代初，亚培尔就开始揭开这方面的疮疤。这位学者费时一年，整理数千件关于化疗的出版物。他语出惊人地表示：“就大部分肿瘤而言，都不存在明显证据能说明化疗（尤其是日益普遍的高剂量治疗）可延长寿命或改变生活品质。”

    知名肿瘤学者们同意以下断言：化疗的推广并不具有遏制作用。或许正因医生们不愿意明白地告诉患者，自己对他们的癌症已束手无策，所以化疗才变成医疗的信条乃至教条。较典型的像是一些病患资讯中所刊载的句子：“新型药物的进一步研发能为肿瘤化疗效果带来持续改良。”这种所谓一切都能不断改进的印象也在公共舆论中不断强化；医生们口中的症状缓解，患者则理解成延长生命。这样的信条使医生和病人双方皆大欢喜，因为它替所有人保留了希望。妇科医生贾格尔指出：“医生很高兴能提供某些东西，患者也很乐意获得某些东西，而整个医疗产业也乐在其中。”

    数十年来，药厂在市场上不断让细胞抑制剂推陈出新：20世纪70年代有5种上市，90年代则批准了大约20种这类药物。流行病学者霍尔泽感到惊讶：“每次只要有一点点进展，就好像是这几十年来可喜可贺的大成果。但在我们的癌症登记中，却看不出这一点。”

    不过这类药物的价格确实因此飙涨。近几年来开发的细胞抑制剂的价格乃是先前的好几倍。拥有1000多位患者的肿瘤科诊所医生在每个季度开列的药方，总值可达到150万欧元左右。在2003年8月到2004年七月之间，全德国消耗的细胞抑制剂总值便达到18亿欧元，比前一年还多出14%。根据统计，全世界用量在1996年是59.3亿美元，到了2004年则达到161.1亿美元。

    意大利米兰的药理学者加拉蒂尼（Silvio Garattini）和贝尔泰勒（Vittorio Bertelé）曾查阅过伦敦的欧盟药品评估署在1995~2000年间批准的12种抗癌药物的临床研究资料。他们的分析报告指出，相较于截至当时为止通用的标准疗程，新药物既没有延长生命，也没有改善生活品质，甚至达不到应用方面的安全性，但价格却是贵了许多。身为欧盟药品评估署成员的加拉蒂尼和贝尔泰勒在《英国医学期刊》中指出：“一个Tomozolomid的要价是Procarbazine的350倍（这两种都是抗肿瘤的药物??编者注），但这两种治疗的真正效果严格来说都还存有疑虑。”两位学者要求大家谨防错误的期待：“新批准的药物会唤起新期待，并会因媒体中制药公司直接和间接的广告而加强。”但是，“就研究结果来看，这些期待却完全难以自圆其说”。

    化学治疗的拥护者则援引两份研究报告来为疗效提出根据。有法国研究者将724位患转移乳腺癌的女病患的病历做了比较，发现诊断后3年的存活率从27%（疗程从1987~1993年）提高到43%（1994~2000年）。

    不过流行病学者却将这种效果归结为统计学的骗术。1994~2000年之间，因为较佳的诊断技术，医生才能比以前较早发现转移乳腺癌的发生；也就是这期间发现的病例中，有更多乳腺癌发现时间早或存活天数（从初次发现到最后死亡的天数）多的人。在存活率改善的研究报告中，这点被掩盖了??因为它无关治疗。这种所谓的威尔罗杰斯现象（Will-Rogers Phenomena）的效应表示：存活率的改善并不代表治疗方面的进步。

    不过许多国家的肿瘤学者在2002年为化疗做宣传，并承诺患者“长期存活的机会有重大改善”，其中德国血液学和肿瘤学学会的肿瘤学者祈贝尔（Siegfried Seeber）支持了美国德州医生的说法。来自德州的数据乍看之下自然非常冠冕堂皇：从1974~2000年，患有转移乳腺癌的妇女化疗后5年存活率持续有改善，从10%达到44%。不过呢，该研究是拿患有转移癌者和未患有转移癌者作对比的。美国德州医生在研究报告中不起眼的地方插了这么一句：“近几年，各组的数据受到了有较佳预后诊断的患者的影响。”

    当德国血液学与肿瘤学学会将慕尼黑癌症登记数据纳入计算后，他们的语气才开始转成较为合乎实际。他们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：“在乳腺癌、前列腺癌或肺癌有所转移的所有患者中，存活率实际上少有改善。”

    如果能公平处理化疗的利弊得失，才能自在地寻找对抗常见的肿瘤的更有效武器，从而系统地描述治疗上的进步。对抗常见肿瘤的希望主要落在专门对抗肿瘤的新型抗体上。新疗法的效果目前尚不明了，但希望很高??但愿可以顺利达成。